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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 30th Dec 2016 | 一般 | (25 Reads)

虛實交接的中國古代世界   曉龍

導演張藝謀一向擅長製造虛實交接的中國古代世界,《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已證明他以具魔幻色彩而美輪美奐的景觀,包裝貌似真實的古代中國,使這個中國顯得既親切又陌生,既真實又虛幻。親切和真實在於影片中的朝代曾經在歷史上真正存在,大量出土文物和古代史書已證實片中這些朝代的真實性;陌生和虛幻在於片中朝廷官員和軍人的衣著全屬虛構,倘若曾留意不同朝代的人物服飾,便知道古代真實服飾的顏色和設計不會像片中那樣鮮艷美麗,片中服飾的剪裁及其圖案明顯是真實歷史的「美化版」。今趟的《長城》亦不例外,片中軍人的服飾以亮麗的藍、紫、紅、黃等顏色為主,用以辨別他們身處的不同崗位,服飾的設計與真實歷史有一段距離,別具奇幻色彩;片中以汴梁為首都的北宋時代和皇帝宋仁宗(王俊凱飾)雖然在真實歷史中確實存在,但北宋需要對付的饕餮軍團,卻只是中國傳說中的一種兇惡貪食的野獸,在真實歷史中並不存在。故導演明顯在《長》內延續其虛實交接的風格,以「全新包裝」的真實歷史討全球觀眾的歡心,中國觀眾可能覺得難以接受,但外國觀眾卻可能對其造型和美術設計讚不絕口,與他們過往對《十》、《滿》的稱讚同出一轍。

       

事實上,導演為了外籍觀眾而拍攝《長》的動機十分明顯,片初對長城抵禦外敵的功能的介紹,對一些對中國稍有認識的觀眾而言,應屬耳熟能詳,但外籍觀眾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其後來自英國的僱傭兵和商人(麥特·戴蒙、佩德羅·帕斯卡飾)對宏偉的長城深感驚訝,亦對饕餮軍團兇猛吃人的暴行稍覺恐懼,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不了解的外國人的正常反應,外籍觀眾可能會感同身受,因為他們同樣對上述文化的認識不深,故麥特•戴蒙和佩德羅•帕斯卡的角色設定可增加他們對影片的投入感。此外,麥特•戴蒙在片中說出「中國軍隊需要我」的對白,從中國觀眾的角度看,可能認為他是「自大狂」,以萬人不及的救世者身分拯救整個世界,導演拍攝此片有崇洋媚外之嫌,有貶抑中國人之弊;但我們不能忘記,《長》是荷里活的英語電影,如欲吸引白種人買票欣賞,必須給他們面子,打破他們的「心理障礙」,才會願意入場觀看這齣以華裔演員為主的影片,如今荷里活的大明星麥特•戴蒙以大英雄的姿態出現,幫助中國軍隊對付饕餮軍團,滿足他們「與生俱來」的白人優越感,只有這樣,《長》才有收回成本的機會,否則,其高昂成本肯定付諸流水。因此,影片有如此「白種人救贖黃種人」的情節,從商業角度考慮,實屬情有可原。

作為一齣全球化電影,《長》的導演算是交足功課,全片動作場面此起彼落,沒有悶場,且文戲不多,故事簡單,對中國傳統文化欠缺了解的觀眾亦不會對「英雄打怪獸」的橋段感到艱澀難懂。導演成功地運用全球觀眾的「共通語言」構思全片的橋段,日本影視文化中的「鹹蛋超人打怪獸」、歐美影視文化中的「外星超人打怪獸」與《長》內「北宋軍隊對付饕餮軍團」的橋段十分相似,故來自不同地域的觀眾皆能把自身文化中「正反對壘」的設定投射在《長》內,看畢全片後對英雄成功擊退怪獸的結局心滿意足,這亦與人類崇尚正義感的與生俱來的本性相符。


Wong | 21st Dec 2016 | 一般 | (26 Reads)

反抗專制壓迫的義士    曉龍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分析,專制壓迫必然導致反抗,反抗最終必導致政權迅速崩潰,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和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辛亥革命便是最佳的例子。《刺客教條》的創作人以蘋果象徵人類暴力的基因,這是專制獨裁管治的根源,在十五世紀的西班牙,「刺客」抵抗「聖殿騎士團」的壓迫,追尋自由和平等,渴望脫離暴力的管治,以獲取終極的和平與穩定。這種渴望乃人之常情,但達致和平與穩定的「路徑」是否符合道德原則?此乃見仁見智。

創作人把平行時空的概念應用在《刺》內,片中Callum Lynch(米高法斯賓達飾)是活在現今社會的殺人犯,被處以名義上的「死刑」,他的身分在真實社會內消失,但他成為科學家指定的研究對象,除了在監獄內生活外,定期需要進入自己的基因記憶,進入十五世紀西班牙的特定時空,找回那個蘋果,以解決暴力問題,最終停止戰爭。沒錯,科學家的原意十分良好,以獲取和平為最終的目標,但「利用」罪犯的軀體以制止暴力行為,這是否有侵犯人權,不尊重其個人自由之弊?科學家「利用」罪犯進行研究,假如罪犯把人類暴力基因的秘密向科學家披露,科學家便能操控全世界,帶來另一種難以想像的高壓管治,故人類的暴力行為就像「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十五世紀「聖殿騎士團」的暴力管治可能在六世紀後「重現」,根源在於人類掌控世界的龐大野心和管治全球的巨大慾望,一個獨裁政權崩潰,另一個暴力集團又相繼興起,「生生不息」的野心和慾望,終導致人類彼此的爭鬥從不止息,最後引致世界末日。

十五世紀「刺客」對抗「聖殿騎士團」就像二十一世紀殺人犯對抗科學家,其暴力行為的動機和性質雖然稍有差異,但兩者同樣以追求自由和平等,對抗獨裁專制管治為最終目標;戰爭持續不斷,從《刺》的創作人的理念分析,這似乎是人類暴力的天性使然,要停止戰爭,唯一的辦法就是對人類暴力的本性斬草除根,當人類暴力的基因消失,不會以暴力解決任何問題,一切相關的禍害(包括戰爭)都會迎刃而解,只有這樣,人類渴望已久的和平與穩定才會真真正正降臨。

《刺》內米高法斯賓達一人分飾兩角,分別飾演古代刺客阿基拉及其生於現代的後裔Callum,此角色設定並不新鮮,與《廿二世紀殺人網絡》電影系列中奇洛李維斯的演出同出一轍,差異只在於前者置身於古代和當代,後者置身於虛擬和真實世界。《刺》的創作人刻意清清楚楚地說故事,古代與當代的畫面交替出現,讓觀眾了解阿基拉與Callum是同一個人,這可能取材自佛教輪迴轉世的概念,前世、今世與後世一脈相連,阿基拉與Callum的命運不可分割,前者的行為會影響後者,後者的每一個決定亦會影響前者,故阿基拉與Callum彼此有互為表裡的血脈關係,在兩個相異空間內「一步一驚心」,其不可磨滅的精粹便在於此。《刺》的香港宣傳公司雖然以「繼承刺客基因,500年記憶潛逃,改寫世界歷史」為全片的焦點,但片中的阿基拉有勇無謀,體格強健,能屈能伸,卻在改寫歷史方面欠缺全盤計劃,與其說他是一位謀略家,不如說他是一位戰鬥者,因為他空有打鬥時戰無不勝的能力,但卻欠缺相應的智慧和計謀,與歷史上著名謀略家深思細密的智者形象相距甚遠。


Wong | 14th Dec 2016 | 一般 | (10 Reads)

好心做壞事?    曉龍

任何一種發明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火藥的發明固然如此,《死亡筆記》亦不例外。《死》的出現,原意是使逍遙法外的罪犯得到「報應」,殺人後需賠上自己的性命,警戒別人不要犯罪。但人類偏偏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肆意利用《死》,殺害自己的仇敵,或是自己看不過眼的人,甚至自己不喜歡的人。《死》給予他們「濫用私刑」的黃金機會,自己成為無人能及的「法官」,自己認定的罪犯無需經過審判,卻需為自己的言語和行為賠上性命。《死亡筆記:照亮新世紀》片初出現的街頭大屠殺的恐怖畫面,便是野心家利用《死》為非作歹,殲滅所有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只挽留認同自己、值得自己信任的「大好人」。當人類接受自己的慾望完完全全操控《死》,一切叛逆乖張的行徑都可能會出現,街頭大屠殺只是一個開始,隨之而來的血腥暴力行為,可能更是始料不及。例如:奇拿可以在《死》內描寫該目標人物何時及如何死亡,那麼,此目標人物的人生和命運便會受奇拿操控;如某人成為奇拿,他便成為操控目標人物生死的「神」,此操控別人帶來的快感,使他凌駕在別人之上的心理獲得前所未有的滿足,其權力慾亦得以延伸,故《死》能「吸引」眾多不同地區的人物想盡辦法爭奪,肯定並非無因。

       

此外,《死》牽涉是否尊重生命的問題,片中垂死的病人要求安樂死,但這是違法的行為,即使是醫生,都不可以下最終的決定;而《死》的出現,正好為醫生提供一個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醫生只需把垂危的病人名字寫在《死》內,病人便會自然地死亡,這屬於意外,誰也不用負上任何法律的責任。故《死》為垂危的病人提供了「死得安詳」的絕佳路徑,他不需繼續被疾病纏擾,亦不會影響醫生,能「自主」地安排自己生命最後的一段路,並決定人生的最終結局。由此可見,《死》除了被人類慾望支配而胡作非為外,其實會對人類決定如何結束生命帶來正面的影響,使病人死得自在,像睡眠一樣「舒適」地離開世界,從「心安理得」的角度分析,《死》對垂危病人而言,算是功德無量。

另一方面,作為一齣續集電影,《死》遵循傳統續集電影的慣例,在繼承人問題上兜兜轉轉。奇拿紫苑優輝(菅田將暉飾)成為夜神月的繼承者,私家偵探龍崎(池松壯亮飾)成為L的繼承者,片中兩人的大鬥法情節極像當年夜神月與L鬥智鬥力的相關內容,多位在《死》內被寫上名字以致最後心臟衰歇而亡的終局,亦與前幾集的《死》十分相似。可能創作人以為事隔多年觀眾對《死》的內容已忘記得一乾二淨,或者他們擔心觀眾不認同《照亮新世紀》是《死》系列內重要的一員,刻意把同類情節放在最新影片內;他們甚至特意在片中插入舊日《死》內夜神月與L經典的閃回鏡頭,讓觀眾對昔日的《死》懷緬一番。由此可見,《照亮新世紀》只沿用傳統續集電影的套路,穩打穩紮地再次招徠《死》同一系列的忠實漫畫迷和影迷,尋求其盲目而不惜一切的支持;不過,如要贏取現今二千後而對此系列沒有足夠認識的年輕觀眾的認同,不追尋更新更高的突破,實在談何容易。假如《死》再有延續篇,但願創作人能把嶄新的思維和後後現代的時代特色放在影片內,脫離新瓶舊酒的限制,為同一系列帶來前所未有的新穎格局,不單令觀眾耳目一新,亦使他們對影片的創意和「爆發力」嘖嘖稱奇。


Wong | 9th Dec 2016 | 一般 | (22 Reads)

無奈的困局?   曉龍

活在社會的底層裡,如需改變自己的命運,實在談何容易。《一念無明》的男主角阿東承受著多種社會壓力,面對失業問題,需要照顧多病的母親,與未婚妻共同籌劃婚禮等,皆使他在困境下不知所措,在叫喊之餘,只有埋怨和譴責。在看不見出路的「迷宮」內,他只看見銅牆鐵壁,渴望絕處逢生時卻處處碰壁,想不通解決的辦法,只好自怨自艾,在自我空間內與不濟的命運對抗,在援手匱乏的情況下,心底裡承受著多次「遍體鱗傷」,最終一次性爆發,患上躁鬱症,這實非偶然。究竟他心理病的源頭是個人還是社會的錯?是自己的問題還是社會的弊病?是他悲觀而過於固執以致想不開所造成的禍害還是社會福利署對他的家庭支援不足造成的惡果?是他不懂得以正確的態度面對挫折還是挫折太多令他身心俱疲?片中他似乎沒有足夠的選擇機會,長時間在巨大壓力下工作,「情緒爆炸」乃人之常情,自己未能成功轉換工作,是個人條件欠佳還是社會環境不濟?他單獨地照顧年邁的母親,沒有尋求社會的支援,是他對政府福利服務的無知還是社會福利服務的不足?

上述由筆者提出的問題,相信沒有人能提供千真萬確的答案,因為社會問題本來就複雜難解,個人、家庭與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只解決個人問題,家庭與社會問題仍然會對個人產生嚴重的影響;只解決家庭問題,個人的心境和情緒變化又會影響家庭,社會風氣仍然會主導家庭內部的氣氛;只解決社會問題,個人和家庭問題會像滾雪球一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個人和家庭問題終造成另一社會問題的出現。由此可見,解決個人、家庭與社會問題時必須「三管齊下」,缺一不可。例如:即使阿東的躁鬱症獲得醫治,仍舊需要肩負照顧母親的重大責任,依然必須承受股票買賣工作分秒必爭的巨大壓力;即使他的母親已進入老人院,減少了他照顧她需承受的壓力,可能仍舊會埋怨自己的命運不濟,躁鬱症仍然會像以往般嚴重;即使他已轉換工作,減少了工作的重壓,仍舊需面對人到中年而與未婚妻準備建立新家庭的壓力。因此,壓力無處不在,他能克服與否,關鍵在於其面對壓力的心境和心態。

片中他只以負面消極的態度面對壓力,困在壓抑的「死胡同」內,引致他越想越惆悵,越想越無奈。當他離開精神病院後欲融入社會,但其過往的經歷和怪異的行為使旁人對他「敬而遠之」,使他深感被歧視,遂終日鬱鬱寡歡,因為他渴望被認同,卻不得要領;渴望獲欣賞,卻經常被貶抑;希望被稱讚,卻被卑鄙地恥笑。他不如意的經歷,使他逃避身邊的事情,這些事情不會因他逃避而消失,反而日趨嚴重,最後一發不可收拾。故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與其整天躲在床上拒絕面對問題,不如尋求旁人的協助,勇敢地解決面前的問題。需知道沒有人百分百完美,他只需向前踏一步,請求別人給予援手,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例如:如他早日找社會福利署幫忙,社工施予援手,解開母親的心結,他便可減少自己照顧母親時與她產生的衝突和紛爭;當他在工作方面承受難以忍受的壓力時,可以主動地與朋友和同事傾訴,其鬱悶煩躁的情緒自然會獲得紓解。因此,「前面是絕路,希望在轉角」絕對是一句鼓勵片中的他不要放棄自己,遇上困難時仍需積極面對的金石良言。


Wong | 3rd Dec 2016 | 一般 | (17 Reads)

忠於自己的可貴    曉龍

在現實生活中,當自己身邊的朋友全都說「是」時,自己會否有足夠的膽量說「否」?或者自己在群眾壓力下,只會隨波逐流,心底裡想說「否」,但為免得罪朋友,避免被朋友排斥,只好掩蓋內心欲說出的「真心話」,埋沒良心,在朋友面前懦弱地說「是」。《鋼鋸嶺》說出忠於自己的重要性,片中戴斯蒙杜斯參軍卻不願意攜槍上戰場,初時他被質疑為自命清高,其實是膽怯弱小,但其後他反戰的堅持漸漸觸動隊友,每天他閱讀《聖經》,使他的隊友了解其反戰立場背後的宗教背景,最後贏得隊友、朋友甚至普羅大眾的尊重和敬佩;從片首隊友恥笑他不帶槍械上戰場的反應至片末他們識英雄重英雄,並與他惺惺相惜的表現,這種「翻天覆地」的轉變,明顯顯露善良、同情和諒解的人性光輝。全片故事情節仿似天方夜譚,但導演米路吉遜刻意在片首強調故事源自真人真事,片末又出現他的「真身」,這說明片中戲劇化的情節有真實的依據,並非憑空捏造,令觀眾對故事可信性的疑團一掃而空。因此,片中他的隊友對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異常憤怒,遂渴望復仇,奮勇作戰,戰死沙場,但最勇敢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因為他敢於對抗俗世鼓吹復仇宣揚戰爭的社會壓力,堅守自己的原則,認為愛與和平才是解決一切人類紛爭的王道,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精粹便在於此。

       

片名《鋼鋸嶺》源自美軍與日軍在二次大戰末段需要攻陷和佔領的軍事據點,佔據此地象徵美軍取得標誌性的勝利,亦表示戰爭快將結束,軍人和平民最終享受和平。導演把反戰訊息蘊藏在一齣戰爭電影內,此做法並不新鮮,但其亮點在於戴斯蒙杜斯不帶任何槍械上戰場卻不恐懼,面對槍林彈雨血淋淋的悽慘景象,卻本著仁愛之心,只顧救人,卻不理會自己的死活,這種大愛肯定源於他「愛人如己」的宗教原則。不少基督徒或天主教徒都了解「愛人如己」的重要性,但他們能否把此理念付諸實踐,卻是對其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一大挑戰,故他充分而徹底地付諸實踐,在人類社會內,特別在戰火紛飛的上世紀四十年代裡,更屬彌足珍貴。片中他多次求問天主,自己應否堅守和平反戰的原則,很明顯,他在「違世獨行」之餘,仍然有軟弱不安的時刻,依然有自我質疑的一剎那。因此,導演對他個性和行為的人性化描繪,可提高故事情節的可信度,這使其對觀眾的感染力得以提升,亦容易令他們對他忠於自我的堅持感動落淚。

不少觀眾可能批評《鋼》作為一齣反戰電影,沒必要把戰爭場面拍得如此血腥暴力,這似乎在鼓吹多於阻止戰爭,違反了導演作為天主教徒製作此片的大原則。不過,他拍得如此暴力,是為了反襯和平的可貴。當觀眾看見戰爭造成慘絕人寰的人命傷亡之際,就會渴望和平的來臨,了解和平對社會和人類的重要性;當他們看見片末日本軍人深知日軍大勢已去將要敗亡時,決定剖腹自刎,便會知道日本人竟然可以為了戰爭,為了尊嚴而放棄自己寶貴的生命,戰爭對人性的扭曲,透過日軍於戰爭末段的自殘行徑,已略知一二。由此可見,觀眾看不見暴力,就不知道愛與和平的可貴,故導演拍攝類近《雷霆救兵》的暴力場面,肯定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