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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 31st May 2016 | 一般 | (14 Reads)
媒體轉換的先例    曉龍

       

從電影出現開始,改編已成為電影人進行創作的慣常方法,以往的電影劇本多改編自小說,部分改編自舞台劇,有些改編自繪本,改編自手機遊戲的電影則屬首次,故《憤怒鳥大電影》算是媒體轉換的先例。今趟電影創作人做足功課,把手機遊戲內最具吸引力的元素毫無保留地放在電影內,包括阿雄、阿查和阿爆等別具特色的憤怒鳥,其突出的造型成功贏取觀眾的歡心;牠們各有自己的專長,其特殊的技能在片中獲得再次發揮的機會,這能勾起喜歡玩同名手機遊戲的觀眾的集體回憶。有些觀眾可能覺得《憤》有重複另一媒體的內容之嫌,但電影創作人偏偏喜歡把手機遊戲內最具吸引力的內容重複一遍,因為這正是全片最主要的賣點,當觀眾看見憤怒鳥的故事從手機的小屏幕「轉移」至戲院的大銀幕,畫面被放大了數萬倍,使他們頓時深感震撼,雖然情節重複,但「宏大」的畫面已為他們帶來視覺方面不一樣的新鮮感,例如:他們不單不會對重複的畫面感到納悶,反而會欣賞丫叉把每一隻憤怒鳥射向綠色小豬的王國的龐大動作場面,因為這正是手機遊戲的重點畫面,亦是此遊戲給予他們最深刻印象之處。因此,電影創作人在片中的刻意重複,正好向他們展示片中主要動物「原汁原味」的動態,使他們在觀賞電影時,樂於回味自己以往玩同名的手機遊戲的種種「經歷」。

       

此外,《憤》彰顯了不少動物共同擁有的團隊精神,雖然阿雄被同類視為「怪胎」,但牠不單沒有對同類恨之入骨,反而幫助牠們尋回自己的子子孫孫,發揚同類之間互相幫助、和諧共處的友愛意識。當綠色小豬搶走憤怒鳥的鳥蛋後,牠動員同類的力量,甚至找回已隱居深山的鷹神,冒著生命危險,以求進入豬王國,搶回鳥蛋;但牠面對一個重大的難題:牠與同類皆不懂飛行,如何把鳥蛋運出豬王國?故鷹神的協助是化解此難題的關鍵,牠千方百計地請求鷹神的援助,正是牠對自身的群體有情有義的最佳證明,因為牠抱著「我為人人」的精神,在自己沒有多大得益的情況下,仍願意為了族群的未來著想,甘願犧牲自己的精力和時間,甚至不介意最後所有榮譽全歸給鷹神,自己曾經立下的汗馬功勞不受注目,只為了同類的後裔而毫不計較地打拼,此集體主義的意識,正是全片欲傳送的明顯訊息,亦是動物之間團結互助的核心所在。

由此可見,《憤》遵從荷里活動畫電影的「潛規則」,「售賣」美輪美奐的視覺效果之餘,還肩負道德教化的任務。可能兒童是動畫電影的主要觀眾群,當他們欣賞精巧細緻的立體畫面之時,會在不知不覺間接受全片傳送的訊息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在突顯個人主義的後現代社會內,他們仍然可透過此片了解集體意識的重要性,知道自己的能力無論有多大,個人的力量相對群體而言,仍算微小甚至微不足道。《憤》正好告訴他們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很多時候一個相當傑出的人才感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可能在群策群力下,即使整個群體內有不少十分平庸的普通人,在多人互相配合下,仍然可能比一個人的能力更高更強。故全片明顯是一個「一根筷子易折斷,一捆筷子抱成團」的範例,當我們對自己所屬的群體有愛有情有義有歸屬感時,依靠群眾的力量,我們相信:一切糾纏難解的死結都會在一剎那間鬆開,所有複雜難解的問題都會在一瞬間獲得圓滿的化解。


Wong | 26th May 2016 | 一般 | (14 Reads)

另類的災難片   曉龍

香港觀眾看慣荷里活的災難片,總期望能看見一發不可收拾的滔天巨浪,享受美輪美奐的視覺效果,感受宏大場面帶來的震撼力。但《驚逃駭浪》是一齣挪威電影,保留了北歐人文主義的獨有色彩,撇除了災難片內常見的驚濤駭浪,與中文片名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情節,盡在「逃」一字的範疇內。片中資深地質學家基斯頓與家人逃亡的過程是全片的內容重點,觀眾看著他們「疲於奔命」地逃亡,作為父親的基氏不理會自身的安危,盡父親的責任拯救自己的兒子,差點為了使兒子倖免於難而命喪黃泉,當中的父子之情不難令觀眾感動;特別是他們在逃亡過程中「一步一驚心」的經歷,如觀眾有類似的經歷,應能感同身受。因此,人性和人情是全片創作人關注的焦點,視覺效果只是陪襯品,觀眾最好不要對《驚》抱著與荷里活電影相似的錯誤期望,以免最後失望離場;觀眾宜調整他們對此片的期望,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想像自己在一剎那間成為片中的基斯頓,看著海嘯可能逐步奪去家人的性命時,如何焦急,怎樣焦慮,在「百感交集」之際,思考自己會像基氏一樣,用盡所有辦法拯救家人,還是另找方法逃離困境?如觀眾能代入基氏的處境,領會牽涉生離死別的親情的偉大,《驚》仍有一定的觀賞價值。

       

此外,其實基斯頓與同事早已發現地層出現不尋常的波動,預料海嘯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但基氏的同事沒有提早發出災難警報,因為當地以旅遊業為經濟發展的命脈,如預測海嘯出現,當地的遊客必然會立即離開當地,旅遊業的收入必然會大受影響,嚴重影響當地的經濟狀況。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類大多有「短視」的弊病,利慾薰心,一切都以經濟為主要的考慮因素,片中基氏的同事亦不例外。假如他們提早發出災難警報,海嘯造成的傷亡人數必定大大減少,這可算是「功德無量」。不過,人類始終不能脫掉貪心的本質,即使災難來臨,仍然希望能謀取最大的利益,不顧後果不理安危,這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可見《驚》的創作人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探討人類不擇手段的謀利心態如何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此後果難以用金錢彌補,遑論能被其他更高的價值取代,故人類的魯莽正在於其不懂權衡經濟與生命價值的輕重,誤以為金錢比人命更加重要,為了金錢利益而犧牲性命,最後得不償失。

《驚》可被歸類為另類的災難片,因為其風格不受荷里活影響,不靠視覺效果奪取觀眾的歡心,只靠寫實式的人性的探討提高觀眾觀影的興趣,希望藉著偉大的親情引發他們的同情心,繼而產生觀賞此片的興趣。片中膽戰心驚的逃亡場面,沒有半點誇張失實,只模仿現實的情況加以描述,具有一種「純淨樸實」的質感,此質感屬北歐電影所獨有,如觀眾渴望了解北歐電影的風格,筆者相信《驚》是一個絕佳的起點,因為此片別具特色,只以災難為幌子,真正探討的其實是人性的本質。不論人類遇上的是海嘯還是別的災難,很多時候都以利益為重,小看了事件的嚴重性,結果最終後悔莫及。可見人類大多不懂為自身的長遠福祉著想,只聚焦於眼前的金錢利益/物質享受,當發覺自己先前作出的決定「完全錯誤」時,便會悔不當初,感慨自己對大自然環境和人類處境的無知和愚昧。


Wong | 21st May 2016 | 一般 | (16 Reads)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曉龍

       

在聲色犬馬流行的電影界裡,探討家庭關係的影片不多,特別是現今的家庭問題複雜,糾纏難解,要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並不容易。日本導演山田洋次鍾情於家庭倫理關係的探討,繼《東京家族》後,《嫲煩家族》中的一家人從不例外地面對常見的家庭危機,包括口角、爭執,甚至離婚收場。看似無法化解的僵局,最後都被一一破解。其實最重要而有效的解決辦法是甚麼?是找「談判專家」協助解決紛爭還是以平靜和善的態度自行解決問題?是找家庭社工協助調解還是由家中長輩擺和頭酒協調不同成員的利益?沒有一個家庭問題會有十全十美的解決辦法,關鍵只在於家人的內心是否有軟化的可能性。

       

正如《嫲》中平田先生(橋爪功飾)與太太(吉行和子飾)的離婚問題,他大男人的表現與固執的個性使她難以忍受,她提出離婚,因為其渴望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參加寫作班,已是其酷愛自由的一大明證。後來她發覺他年事已高,且他願意主動作出改變,這使她的心開始軟化,其與她累積的數十年感情始終會留下一點一滴的回憶,即使她樂於追求個人理想,勇於尋覓真我,仍然對自己的家庭和家人有濃厚的感情,故她最後放棄了離婚,保留自己與他的夫妻關係,不單單在於兩人之間深厚的感情,更在於她顧全大局的心態,希望這個大家庭能繼續存在,不會因自己的緣故而突然「解散」。這就如現實生活中的母親,不論對自己的伴侶有多嚴重的不滿,但為了保留一個完整的家,始終都會強忍下去,甘願犧牲自己以成全一個不算完美卻仍算具有存在價值的家;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無論這本經的內容有多困難,她都會繼續唸下去,這就是作為一位母親的偉大之處,亦是母愛珍貴而恆久的價值所在。

       

此外,《嫲》中平田一家屬於大家庭的規模,三代之間的相處難免會出現代溝問題,但如何運用不具「殺傷力」的方法解決此問題?這真是一門值得鑽研的學問。家中次子庄太(妻夫木聰飾)一向是長子幸之助(西村雅彥飾)與平田先生產生衝突時的「和平之子」,負責調解其父子二人之間的紛爭,但當庄太準備迎娶女友憲子(蒼井優飾)時,需要離開此大家庭,建立另一個新的家庭,原有「和平之子」的角色需要由那一位家庭成員填補?或者上述的父子二人應正面面對溝通問題,而非長期依賴家人的協助,以解決此必然出現而長久存在的問題,上述「和平之子」的角色可能在庄太離家後懸空,但這對父子二人應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問題,怎樣放下自己,嘗試從對方的角度思考,設身處地地解決彼此的溝通問題。

由此可見,誠意值萬金,無論兩人有多不合襯,有多嚴重的衝突,雙方自願地向前踏出第一步,是心平氣和的討論還是激烈動怒的爭吵並不要緊,因為這已是嘗試溝通的開始。正如《嫲》中憲子欣賞平田一家的溝通方法,說他們擅長彼此溝通,但這不代表他們懂得溝通,只代表他們願意以真誠和愛對待對方;不像憲子的父母在遇上任何問題時都不作聲,以沉默代替說話,相處時對對方的言語和行為作出萬二分的啞忍,久而久之,便會建立了一道難以攻破的「銅牆鐵壁」,夫妻之間的隔膜越來越深,最後離婚收場。故願意主動溝通是建立關係的不二法門,《嫲》述說的道理正在於此。


Wong | 14th May 2016 | 一般 | (12 Reads)
影像與現實的差距    曉龍

       

對生活在後現代社會的人類而言,影像與現實只有一線之差,當我們觀看電視台製作的新聞報導時,很多時候都不會懷疑節目內容的真偽,深信新聞工作者有基本的道德水平,不會刻意弄假成真,亦不會渲染誇大既有的事實。不過,隨著社會內資訊流動日趨發達,觀眾開始質疑新聞內容的真實性,認為節目可能有時候會有失實的內容,甚至是主持人個人的觀點,但基於自己對相關的內幕消息所知不多,只好暫且「信以為真」,從賭博的心態出發,以個人的運氣作賭注,孤注一擲,希望能以刀仔鋸大樹,運用最低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益。《華爾街綁架直擊》內Kyle(積奧干奴飾)說大部分觀眾對知名財經電視節目主持人Lee(佐治古尼飾)對股市的看法深信不疑,Lee不準確的股票分析引致不少觀眾賠光血汗錢,這種論述其實有不恰當之處。因為後現代社會內影像訊息大行其道,但傳媒機構製作的節目內容很多時候不受監管,其聲稱百分百正確的資料卻在很多時候與事實有落差,稍為有智慧的觀眾都會懂得自行「過濾消化」從電視節目內獲取的訊息,說他們會盲目接收節目主持人發放的全部訊息,此論述肯定有偏離現實之嫌。

       

不過,全片對群眾行為的描繪,其對現實情況的指涉,容易使我們會心微笑。當Kyle脅持Lee離開電視台,在街道上行走,當時Lee已穿上滿佈炸彈的背心,警方的拆彈組警員做好準備,包圍著KyleLee,預備隨時向前衝,替Lee拆彈,助其脫離險境。但街道上旁觀KyleLee的群眾越來越多,他們不單不怕炸彈,還不理會警方的勸諭,欲走近KyleLee的身旁,「享受」一生人可能唯一一次上電視的機會,有些人甚至冒死在鏡頭前「搶鏡」。這可反映一群人聚集時,開始變得不理智,不理會自身的安危,被個人的虛榮感沖昏頭腦,亦有湊熱鬧的心態;現實生活中發生交通意外時,圍觀的群眾大多並非關心傷者的情況,而是第一時間舉起手機進行拍攝,渴望能在一剎那間成為「記者」,「報導」現場的所有情況。片中脅持事件的性質雖然與交通意外不同,但兩件事中的群眾行為十分相似,可見《華》的創作人對社會現實有精準的拿捏,把生活中的群眾行為仔細地以影像折射出來,讓觀眾在片中找到現實中的自己,嘲笑片中的群眾行為,其實正在取笑自己,藉著片中的情節,在笑聲中反思自身類似行為背後的愚昧和不智。

       

此外,後現代社會的人類容易混淆影像與現實,脅持事件突然在Lee主持的財經節目內出現時,由於他諧趣的形象深入民心,不少觀眾以為脅持事件是一場提高娛樂性的鬧劇,不相信此事件在現實中出現。這顯示他們不懂得分辨影像與現實,在節目高度娛樂化的大趨勢下,「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在節目內出現,他們已被訓練為「見怪不怪」,故其把真實誤以為虛假,當中的「天真」和「幼稚」,實在不足為奇。由此可見,《華》的創作人的野心不限於製作一齣緊張刺激的荷里活商業片,他們希望能透過此片折射現實中的傳媒生態和群眾心理,讓觀眾有所共鳴之餘,還能提高他們對傳媒世界內真真假假的亂象的警覺性,亦促使他們對自身行為作出警惕,對片中作出的嘲諷捧腹大笑之餘,還懂得自我檢討,不會再像片中的群眾一樣愚蠢,更不會以「玩樂」的心態對待身邊突然發生的每一件事。

Wong | 7th May 2016 | 一般 | (10 Reads)
本土與跨地域特色的混雜    曉龍

       

如中國電影需要走進國際市場,必須靈活而技巧性地取得本土與跨地域特色之間適度的平衡,不論導演拍攝的是那一類型的影片,他必須發揮本土風格以取悅指定區域的觀眾之餘,還能透過共通性的議題/事件勾起本土以外不同地區觀眾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以求取得他們的投入感,並增加其共鳴。《火鍋英雄》在重慶取景,以當地舊有防空洞內火鍋店裡的一點一滴為故事的場景,充滿著濃烈的本土特色,應能吸引當地觀眾,但居於重慶以外的觀眾對當地的環境和人文風情一無所知,亦對當地的歷史背景不求甚解,甚至對中國內地裡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究竟導演可如何引起這群觀眾的好奇心,吸引他們觀賞此片?導演應如何在本土風格之上加入跨地域的元素,以加強他們觀賞此片的動機?

       

《火》的導演楊慶不拘一格地把全球常見的搶劫銀行事件放在影片內,讓居於重慶以外的觀眾得以把自己在新聞報導內「耳聞目睹」的生活體驗融入影片內,把現實與影像中的劫案結合,找出其異同,並「發掘」片中劫案過程與別不同的新鮮感,繼而引起他們繼續觀影的興趣。不少人認為電影的故事情節萬變不離其中,況且電影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很難想到新點子;但偏偏《火》的導演和編劇懂得對舊有的情節進行轉化,把巧合的命運與顛簸的際遇融匯在平平無奇的銀行劫案內,讓觀眾撇除地域的限制,可在一剎那間對片中的劫案進行聯想,以「假如此劫案在…… (地球上任何地域)裡發生,我作為欲搶劫的準劫匪,被另一群人捷足先登,會怎麼辦?」的模式,在影片故事內進行高度的投入,以豐富的情感代入片中三位男主角(陳坤、秦昊、喻恩泰)的處境。雖然觀眾來自「五湖四海」,但他們同樣身處在「人類會犯罪」的環境內,自然不難理解片中三位男主角的經歷,加上主角被命運作弄的際遇或多或少都會在他們現實生活中不同的人生階段內出現,故來自不同地域的觀眾看《火》時不會產生「距離感」,能脫離地域的限制,理解主角的個人感受和所思所想,並對片中與主角的人生歷練環環相扣的黑色幽默會心微笑。

       

不過,《火》內黑幫仇殺的槍戰和打鬥場面與八九十年代港產警匪片十分相似,有點老調重彈的味道,似乎稍欠創意。雖然導演在接受訪問時承認影片風格受杜琪峰執導的黑幫片影響,但他「照單全收」,未能在固有風格之上找到與別不同的新意。片中的陳坤是劉德華華Dee角色的翻版,對兄弟有情有義,亦喜歡單槍匹馬地解決自己與兄弟共同面對的所有問題,最終導致身心靈的「遍體鱗傷」,其落難的遭遇更惹人憐憫;可能導演欲透過《火》勾起影癡的集體回憶,但片中「換湯不換藥」的人物形象和遭遇難免予觀眾過時之感,吳宇森模式的男性情義的重現,亦令觀眾慨歎角色人際關係的設計「十年如一日」,彷彿角色名字更換了,行為轉變了,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仍在舊有傳統內原地踏步。因此,《火》在本土以外添加跨地域特色,雖然來自不同地區的觀眾皆很容易理解上述的兄弟關係,但這種關係的內蘊在片中不曾獲得深化,遑論能與其他相關元素進行具創意的融合,故《火》未能成為尚佳的作品,其限制正在於此。 

Wong | 1st May 2016 | 一般 | (17 Reads)
體育與政治分家?  曉龍

       

按常理來說,體育與政治應屬於人類社會內兩個不同的層面,兩者應互不干涉,亦不應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不過,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體育經常與政治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論出於自願還是非自願,參加一次由納粹國家舉辦的奧運會,總被視為支持納粹黨,但體育本應以展現體育精神和鍛鍊體能為本,參加任何競賽都不應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掛勾,故參加奧運會其實與個人的政治取向毫不相干,更遑論能以其參賽的決定表達政治立場。

正如《美國飛人》內田徑選手謝斯奧雲斯身為黑人,理應追求種族和膚色平等,以達致不同族群待遇均等為一生欲實現的目標,但他有自己的夢想,希望成為世界上知名的運動員,能獲取奧運金牌,不單能獲得別人的讚賞,除了為國爭光,還能享譽國際。不過,對於參加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的柏林奧運會,他顯得猶豫不決,因為他決定參加此屆奧運會,旁人會覺得他認同納粹黨種族歧視的思想,違反了美國強調人權、主張人人平等的主流思想;如果他不參加,就會失去了表現自己的黃金機會,多年來他付出的努力和接受的訓練更會「付諸流水」。他陷於兩難的局面,無論他作出任何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但此代價沉重與否,則屬見仁見智;因為他毅然參加,就會被指責為叛逆者,成為美國國內的「千古罪人」,肯定萬夫所指,如他決定不參加,又會放棄了個人的自由意志,對實現夢想的機會進行無情的「自我剝奪」,這可能造成個人的不安,理想的失落,甚至終生的遺憾。因此,他處於政治主導的大時代裡,慘被政治「牽著鼻子走」,其作為公眾人物,一言一行皆被扣上「政治帽子」,無從辯解,更無從抗爭。故最後他決定參加柏林奧運會,不表示他支持納粹黨,其決定只源於一顆實現夢想的心,與個人的政治取向毫不相干,這證明他被「冤枉」為支持納粹主義的「賣國賊」,實屬「欲加之罪」,與中國南宋時代岳飛的遭遇不謀而合。

雖然他成功在奧運會內獲得四面金牌,在一剎那間登上奧運歷史的名人榜,但他的成就未能改變自身的命運。根據《美》將近片末的字幕內容,他退役後面對長時間的失業問題,不單不受社會重視,還因其膚色而備受低估和貶抑,遑論能繼續發揮自己的才能。即使他在奧運會內為國爭光,他仍然未受國內政府表揚,這是否歸咎於他身為有色人種的與生俱來的特質?此問題的答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奧運會內取得的成就未能改變有色人種獲得的待遇,更不可能因而提升此人種的社會地位,最多只能使他成為媒體暫時的聚焦之處,造成瞬間的「驚喜」,或者出人意表的「震撼」。因此,上世紀三十年代體育真的不能與政治分家,無論運動員多熱愛體育,如何不理會政治,政治氣候都會隨時隨地影響運動員的命運,甚至其一生的遭遇。正如片中的他對政治沒有興趣,只希望能專心發展自己的體育事業,但卻不自覺地捲入政治漩渦內,不能自控,更不能使周遭的環境產生變化。不少人認同「人是社會的動物」,如把此論述應用在此片的故事內,根據片中他的遭遇,即使不能說是百分百準確,最低限度我們都應認同其高度的合理性和準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