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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 22nd Feb 2014 | 一般 | (4 Reads)

腐朽的機制      曉龍

 

當權者擁有權力和地位,為了保護自己的身份和名譽,總喜歡把一套「自以為是」的機制和道德原則放在一些受自己操控的機構內,強迫別人遵守,如果任何一個人不願意遵守,就必須接受懲罰;這些機制和道德原則當然有不少賴以支持的理據,但過度的規限未免顯得不近人情,甚至「滅絕人性」,故此機制和原則多受社會人士批評,但他們不能有所作為,因為當權者的權力過大,他們與當權者在身份和地位兩方面有天淵之別,即使他們有任何不滿,都只能以示威遊行等行為作出強烈的控訴,沒辦法挑戰當權者「至高無上」的尊貴地位。因此,他們在機制和原則面前,只顯得萬分無奈,於無法改變現實的一刻,但願能依靠個人的行為和撰寫的文字,提出個人的觀點和批評,揭露久違了的事實真相,讓世人得悉腐朽的機制帶來的各種問題和毛病,以求引起社會的關注。

 例如:《續命梟雄》中的男主角患上愛滋病,要求正規醫院的醫生治療他,但醫生只說愛滋病是絕症,還認為他命不久矣;故他只好尋找一位已被吊銷牌照的醫生,讓醫生用特效藥醫治他,他嘗試向公立醫院推介這些藥物,但這些藥物需時化驗、註冊和登記,故公立醫院的醫生拒絕他的要求,他了解藥物檢驗過程可能為時一年至三四年不等,但愛滋病患者不會有足夠的壽命進行長時間的等待,他為了拯救患病的同伴,遂自行開設「醫務所」,向愛滋病患者售賣違規的藥物。他賣藥出於善意,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賺錢治病,但他確實對社會上的公共衛生和醫療發展作出莫大的貢獻。可惜他私自賣藥的行為違反了「藥物必須經多番檢驗才可服用」的機制和「欠牌照的醫生開的藥物很大可能有問題」的道德原則,導致其私人「醫務所」被警方摧毀。因此,「頑固」的機制和道德原則沒有些微「寬容」的空間,引致醫學不能有長足的進步,反而病人要自行尋找自救的辦法;美國作為一個已發展和醫學昌明的國家,理當為國民提供充足的醫療保障和社會福利,如今政府不能幫助病人,病人需要自己幫助自己,這肯定是美國僵化醫療制度的一大諷刺。

此外,雖然《千里伴我尋》與《續》的主題不同,但前後兩者同樣嘲諷現存的機制和道德原則。《千》中的修道院以保守見稱,片中的女主角在年輕時未婚懷孕,依據修道院過度傳統的道德觀念,肯定「世所不容」,她的兒子出生後,他與她只可在該院的指定時間內見面,甚至在他被另一家庭收養後,她絕對不可與他見面,直至他死亡。這種對她「犯罪」的苛刻處理,明顯不近人情,在她尋找他的過程中,她越焦急,觀眾就越憎恨片中的修道院,因為該院不准許她與他在一生中不能見面的做法,使她對他萬分掛念,甚至使她在年老時對此事仍未能釋懷,可見該院背後的天主教腐朽的道德原則凌駕在人情和人性之上,機制的規定凌駕在愛心和恩慈之上。由此可見,《千》與《續》殊途同歸,雖然故事重點不同,但同樣鞭撻具悠久歷史而對既定原則堅守不放的機構賴以存在的保守機制,傳統觀念需要突破,腐朽的制度亦需要改變,只有這樣,整個社會才可產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並在迎合社會大眾的聲音的過程中向前邁進。很明顯,這是兩片的編劇堅守的信念和渴望傳送的正面訊息。


Wong | 16th Feb 2014 | 一般 | (1 Reads)

遮掩醜陋人格的面具   曉龍

 

每個人的人格都有光明面和陰暗面,很多時候,光明面披露於外,陰暗面收藏於內。那個人被視為好人還是壞人,關鍵在於自己是否懂得盡情發揮光明面而盡力掩飾陰暗面,這亦在於自己的陰暗面是否「突出」,會否動不動便百份百裸露於別人眼前,更在於人格陰暗面所衍生的行為是否罪大惡極,是難以饒恕的嚴重罪行還是可以原諒的些微缺失?《騙海豪情》中大部份角色都是社會中的知名人士,例如FBI探員李察和新澤西州市長加邁,表面上,他們都是好好先生,忠於職守,擁有正直不阿的鮮明形象;實際上,他們在表面風光背後,只埋首於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個人與公眾利益產生衝突時,他們較多關注前者,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們在「危急關頭」下作出的終極抉擇實屬合情合理。因此,《騙》揭露的醜陋人格容易令觀眾「會心微笑」,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類行為與銀幕上的探員和政客相符,在美國資本主義的「薰陶」下,同樣會付出任何代價,以換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騙》雖然以七八十年代的美國社會為背景,但其對善與惡的複雜人格的呈現有「恆久不滅」的延續性,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呈現依舊會體現在商業競爭劇烈的後現代社會內。例如:片中職業騙子Mel Weinberg本來惡貫滿盈,但仍然會協助FBI破案,有善的另一面;新澤西州市長加邁本來善意滿溢,但依舊貪戀名利,牽涉貪污的嚴重罪案內。可見全片編劇注重人格的多元化描繪,善中藏惡,惡中帶善,寫實地探討美國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弊病,這就是人格的虛擬性面具。資本主義以豐富的物質生活誘導人貪財好利,刺激著永無休止的慾望追求,但每個人又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換取自身的利益,遂必須自行設計一個美麗的「面具」,在外滿佈「輝煌粉飾」,在內包藏「腐朽私慾」,這就像片中的新澤西州市長,在選民面前形象健康,樂於助人,背後卻為了私利而觸犯法紀,直至他鋃鐺入獄的一刻,其雙面人的「面具」終被正式刺破,法治社會中的公義才得以彰顯。這些「面具」的存在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只要是實踐資本主義的任何區域,「面具」就會存在,甚至因其對私慾的刺激,這些「面具」不單不會消失,反而會「延綿不絕」至現今的二十一世紀。

坊間的評論很多時候低估了《騙》的劇本內涵,以為編劇只靠一些小聰明「包裝」整個劇本,獲得十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實屬僥倖。香港人對《騙》的優點難以理解,可能是文化隔膜所致。因為全片的故事來自七八十年代真實的新聞事件,是美國本土歷史的一部份,能勾起中老年的美國觀眾的集體回憶,年青觀眾亦可從美國的歷史書內得悉此事,故對《騙》的故事骨幹產生濃厚興趣。此外,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歷史是美國的中學生最感興趣的科目,他們看此片,仿如上了一節充滿趣味的歷史課;此類具本土特色的荷里活電影最能獲得美國觀眾的歡心,主因正在於深入民心的新聞事件背後具有濃烈的獵奇色彩,中老年的美國觀眾渴望從片中內容獲悉當年的事實真相,本土的年青觀眾亦對當年政客的犯罪行為感到好奇。因此,《騙》的受歡迎程度很多時候受地域因素所限,此片「離開」了美國,觀眾只懂表面化地解讀其通俗笑料及其對人性的嘲諷,忽略了其對美國政治和文化的指涉,當中值得細心思考的涵蘊自然大大減少,其相關的解讀空間亦會高速度地縮減。


Wong | 8th Feb 2014 | 一般 | (8 Reads)

應否進行「公民抗命」?    曉龍       

《曼德拉─自由之路》除了敘述男主角曼德拉的人生經歷外,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民權領袖運用合法的途徑難以在社會上爭取平等和自由時,他們應否用更激進甚至暴力的手段向當權者施加壓力,迫使當權者在政治和社會政策上作出大幅度的改變?」初時曼德拉看見南非社會上的種族不平等現象,以為自己身為一位律師,必定能依靠法律改變現狀,殊不知法律本來就由白人擬定,法律條文本身「不自覺」地鼓吹種族歧視,如果要改變不平等現象,就必須修改原來的法律條文;但曼德拉本身不是當權者的一份子,沒有資格成為立法者,甚至因自己的膚色而不獲立法的諮詢,因為白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種族優勢,不惜擬定各種對自己的「尊貴階級」有利的法律和政策,使黑人無從挑戰白人「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在黑人與白人的個人身份和社會階級千差萬別的情況下,黑人為了打破不公平的「障礙」,在建制中百思不得其法時,應否進行「公民抗命」?       

後來曼德拉察覺溫和的手段無法令社會產生變化時,就採用較為激進的手法改變社會,這就像二十世紀初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用暴力的方法推翻滿清政府;雖然曼德拉需要為自己的激進行動付出長年入獄的沉重代價,但他最後總算達成自己的理想,因為他在監牢的時候,改革的聲音傳遍整個南非社會,身為當權者的白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終於願意妥協,讓黑人擁有與白人同等的權利和自由,承認過往歧視黑人的做法十分不當,判他入獄是司法部門的錯誤。由此可見,合法而溫和的抗爭手段固然可取,但當這種手段未能實現原來的目標時,激進的手法實屬無可避免。歷史的巨輪要向前推進,很多時候「公民抗命」是社會進步的必經階段,因為人類是自私的動物,經常為了保護自己而設計種種維護個人利益的「圍欄」,當這些「圍欄」難以被粉碎時,合法的方法搔不著當權者的癢處時,非法的手段很大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因此,片中曼德拉的成功,正好表明「公民抗命」有拆毀當權者「舞台」的成效及其珍貴價值。

不過,片中的曼德拉可能是少數的成功例子,他的追隨者作出了種種犧牲,但仍不為人知。因為當時的南非能成為律師的黑人為數不多,他有學歷,亦有專業知識,故他能「鶴立雞群」,而他的追隨者大多屬於低下階層,從事勞動性工作,對於他作為專業人士的高尚身份,他們自然十分仰慕他。因此,他成為南非的精神領袖和總統,並非一朝一夕。社會環境和個人能力兩方面的因素,肯定缺一不可。過往「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是歷史學家長年累月討論的課題,究竟他的個人能力造就自己的成功還是對當權者不利的歷史潮流和環境締造他的成功?有人認為《曼》的編劇對他坐牢時社會人士群眾行動所產生的影響力著墨太重,有矮化他個人能力之嫌,但群眾一向在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只是一位具影響力的領袖,故編劇根據歷史事實,刻意用適當的篇幅平衡地描述他與群眾彼此作出的貢獻,在忠於史實的大前提下,編劇的安排實屬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