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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 30th Jan 2014 | 一般 | (7 Reads)

父母教養孩童之道      曉龍

 

作為一齣親子電影,《渣斯汀大任務》除了為觀眾提供古怪滑稽的笑料外,還著意傳送多種正面和健康的訊息。例如:片中渣斯汀本名為賈斯汀,但因其體力比同齡的年青人稍遜,故被取笑為「渣」(在廣東話中,此字具有虛弱和無能的含意),但他沒有因別人對自己的負面看法而輕易放棄自己,反而努力向上,朝著騎士的事業目標進發,雖然他有時候灰心失意,接受訓練後仍被評為不合格,亦差點違反自己本來的意願,轉職而成為律師,但他最終堅守信念,努力不懈,成為受人尊敬的高尚騎士。這種「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心態,值得現今容易放棄的年青人學習,根據現實中香港僱主對年青就業者的印象,他們多被評為不負責任、欠缺耐性和理想,僱主認為他們只為錢而作,喜歡不勞而獲,且對公司沒有任何歸屬感;如果他們以渣斯汀為榜樣,模仿他的言行,在自己的事業發展過程中勇往直前,破除前面的障礙,不輕言放棄,最終肯定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渣》宣揚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對現今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百利而無一害。

 

此外,《渣》的創作人刻意著墨於父母教養孩童之道,使身為父母的觀眾作出反省。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源於生活開支甚大,父母擔心兒女不能獨自過活,並難以享受優質的物質生活,故父母經常把自己一廂情願的期望放在兒女身上,妄顧兒女的喜好和習慣,遵從自己的理想,強迫兒女實現自己設定的目標,《渣》對此做法有所反映,亦讓父母級的觀眾對自己教養孩童的方法作出反思。例如:片中渣斯汀的父親霍金希望渣斯汀繼承他的事業,成為律師,但渣斯汀對此職業不感興趣,亦對死板的法律條文感到厭倦,反而欲向自己的祖父學習,成為英勇救國的騎士;他與現實中典型的直昇機家長無異,希望操控兒女的人生,使兒女成為另一個年青版的他。事實上,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她的言行都不應受操控,即使霍金是渣斯汀的父親,霍金仍應尊重渣斯汀,讓他自由發揮,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馳騁,依靠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不應過於自我中心,無情地扼殺他選擇職業的自由和實現理想的抱負,所謂「不自由,毋寧死」,其精髓正在於此。

 另一方面,《渣》的創作人肯定每個人在世間上的存在價值,每個人都能推動社會的發展,亦能最低限度地對別人產生一丁點好處,渣斯汀的存在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影片的初段和中段,他被視為弱者,從來沒有人覺得他會成為英雄,但其後他成為強者,使旁人大感意外,這證明一個年青人未來的發展難以估計,不少人只懂表面化地看待每種事物,以為自己的直覺就是不庸置疑的「事實真相」,但人類的潛質經常超出自己的想像範圍,只要有青春和時間,人生便會有無限的可能性,所謂「後生可畏」,其道理正在於此。因此,世間上最愚蠢的人,不是智商低的人,亦不是能力稍遜的人,而是一些對別人欠缺足夠的了解而任意小覷別人的人,因為他們自高自大,亦沒有自知之明,只依靠主觀的感覺看待任何事情,不單不懂客觀分析,還不願意從不同角度看待一個人,其狹隘的目光和膚淺的見解,正是成功的幻滅,失敗的開始。

Wong | 25th Jan 2014 | 一般 | (3 Reads)

三種不同的生活態度       曉龍

自由、平等和博愛乃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國家的中心思想。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生而平等乃現實中美麗的「假設」,因為人類有私心,經常渴望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高於別人,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大前提,「製造」各種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歧視,但求延續自己的「王國」,直至永永遠遠。源於各種廣為人知的歷史因素,過去的美國是一個存在著嚴重種族歧視的國家,白人擁有尊貴的身份和崇高的地位,為了使自己的種族優越感延續至世世代代,不惜制定多種具有濃烈種族歧視色彩的政策,讓白人擁有特權,可以任意欺凌黑人,不單令黑人的自尊感受創,還可把他們貶至較低微的職位,保證他們在階級和財富兩方面皆無力挑戰白人;《白宮管家》中男主角的大兒子所參加的黑人民權運動,其社會根源正在於此。

《白》的編劇擅長把簡單的故事複雜化,讓觀眾有更多元化的思考空間。例如:片中三父子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生活態度,所激起的「火花」和衝突成為全片的故事焦點。雖然身為父親的男主角幼年時親眼看見自己的父親被白人槍殺,但他壓抑著自己的憤怒,不單沒有對白人惡言相向,還願意為白人服務,並成為當時由白人控制的總統府的其中一位管家,這種為了生存而埋藏了自尊的生活態度,恰巧與他的大兒子的做人原則大相逕庭。大兒子從小就看見社會上種族不平等的實況,自己因其較黑的膚色而被歧視,其內心的憤怒到了他長大成人後「一觸即發」,他在各式各樣的種族平權示威活動中申述自己的訴求,希望終有一天能實現社會上種族的絕對性平等,他追尋理想的生活態度,與父親的現實主義思想產生嚴重的撞擊,父親對他的行為的憎恨,正好證明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差異可以摧毀親情,亦可以造成人與人之間建立較親密關係的攔阻;例如父親知道他多次參與平權運動而被控告,認為他「不務正業」,引致父親對他不瞅不睬,正是兩人因思想和理念各異以致彼此關係被破壞的最佳證明。

至於男主角的小兒子,願意為國捐軀,這又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他認為愛國是美國公民的「基本責任」,當時美國派兵參與越戰,自己身為美國人,應該為國家出一分力,故他獲選為美軍的一份子,不單是自己的光榮,亦是自身家族的光榮。這種為國效力的理想,與他的父親為生存而奮鬥的價值觀截然不同,前者以貢獻國家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在追求物質生活之餘,還著重精神上效忠國家的滿足感;相反,後者以安穩生活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只渴望能養妻活兒,升職加薪,所謂的精神生活,只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夢想」。因此,雖然大兒子和小兒子對當時美國政府的觀感千差萬別(前者與政府對抗,後者主動支持政府),但他們同樣有自己的立場和理想,與父親只為五斗米而對白人唯唯諾諾的生存態度相距甚遠;不少人認為有理想的人,達致成功的機會和可能性比沒有理想的人更大,這就像片中提及的現任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美國社會歷經數十年的種族平權運動後,黑人終能走上政治階梯的最上層,奧氏的成功,並非只在於他經常談論自己的政見和理想,以及他個人的政治領導能力,而在於多年來為數不少的黑人爭取平權的努力和犧牲,終能幫助奧氏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造就奧氏時代,即象徵種族平等的年代的來臨。

Wong | 19th Jan 2014 | 一般 | (2 Reads)

挑戰命運的「困獸鬥」     曉龍

 

人與命運,通常都會存在著前者依附後者或前者挑戰後者的密切關係。《命懸48小時》遵從荷里活電影的傳統,以前者挑戰後者為核心,述說男主角如何擺脫風暴帶來的厄運,盡全力拯救初生女兒的過程,他在片中是「災難版湯告魯斯」,由於愛女心切,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為求延續女兒的性命,留在已封閉的醫院內,這種「密室式」的設計,就像《心慌方》電影系列,講述他如何在狹窄的環境內與自身的命運進行艱苦的「戰鬥」,此「困獸鬥」的設計,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增加情節的緊張感和刺激感。雖然觀眾會預料全片終出現大團圓結局,但仍然會為了他能否在兩分多至三分鐘內趕至女兒病床邊為提供氧氣的儀器供電而萬分緊張,因為這是人之常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無論你屬於世界上任何一個種族,擁有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會有儒家深信的「仁心」。因此,《命》的編劇捉緊觀眾的愛心和同情心,以能喚醒這些「弱小心靈」為其故事情節能吸引他們的大前提,透過該儀器供電時間一步一步縮短「製造」他的處境越趨艱鉅的刺激感,指涉美國境內曾發生的真實風暴事件,讓他們緊扣電影與現實千絲萬縷的關係,繼而產生共鳴。

 

此外,《命》的編劇亦注重人性的刻劃。在風暴來臨之際,房屋倒塌,道路崩壞,公共設施被嚴重摧毀,造成生產停頓,食水短缺,由於人類的自私心理作祟,搶劫食水的情況經常發生,這在現實生活中的天災新聞內已屢見不鮮。《命》的編劇刻意在片中為男主角「製造」重重難關,他在醫院內竟然被搶奪糧食,使他面對的壓力日趨沉重,不單來自女兒的生存危機,還有周邊環境的「迫害」。這種「重重難關關關過」的編排,與現今年青人享受的打機式快感十分相似,因為他們在打機時同樣要操控著主角,幫助他衝破難關,解決面前的難題,同樣需要面對醜惡人性所造成的腐朽行為,《命》的編劇對搶劫行為與現實情況相似的「合乎情理」的設計,正好讓觀眾聯想至前述的新聞片段,故片中人性的刻劃能幫助觀眾投入至他身處的困境,如果他們有相似的體驗,肯定能感同身受;如果沒有,亦能幻想自己在此困境內如何充當一剎那的英雄,以靈活的頭腦和敏捷的身手,過完一關又一關。

 此外,親情在《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國以基督教為國教,使美國人非常重視家庭和親人,此傳統的價值觀在荷里活電影內屢見不鮮,《命》亦不例外。雖然片中男主角的妻子因生育而死,初時他對初生女兒心懷怨恨,甚至想過不認她,但其後得到旁人「樂觀式」的勸慰,就是妻子死去固然遺憾,幸好女兒仍然能夠順利出生,這種有半杯水仍值得慶幸的積極心態,對他產生莫大的啟發,甚至成為他後來用盡所有辦法拯救女兒的動力。片中傳統親情的激發具有廣為人知的全球性,即使你不是美國人,仍然會認同他救人的動力來源,因為重視親情的價值觀在不同的宗教教義內十分普及,這又是正常人先天性的傳統觀念。因此,《命》能吸納世界各地的觀眾,關鍵在於其指涉的美國文化具有強烈的普世性,當中挑戰命運的題旨、人性的刻劃和親情的觀念明顯能跨越種族地域的鴻溝,並獲得不同宗教和文化的觀眾的認同。由此可見,從電影題材、故事主線及其背後表達的訊息分析,《命》是一齣全球性多於美國本土性的電影。

Wong | 11th Jan 2014 | 一般 | (11 Reads)

憐愛、錯愛與真愛      曉龍

 

何謂憐愛?顧名思義,憐愛就是由憐憫之情衍生的愛。在《寵愛情人夢》的初段,男主角仍然是一位中學生,看見小貓遇難,身陷險境,就立即救出牠,當他同情牠時,就會樂於用盡所有辦法,使牠脫離險境,並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這種憐愛源於一些突發性的事情,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同情心,不論看見人類還是動物,在他/牠們遇上困難時,都會「不由自主」地施予援手,因為我們都是有情有義的生物。影片的他能引起觀眾的共鳴,主因在於他們可能與他有相似的經歷,在他們年青的時代,同樣會有一顆愛人愛動物的純真的心,感性層面上覺得牠們屬於「弱勢社群」,需要自己的幫助,就會見義勇為,主動協助牠們。不過,這種對動物的憐愛很多時候只會在大部份觀眾的年青階段中出現,到了成年階段,他們會受物質的引誘,認為美輪美奐的「死物」比牠們更具吸引力,故逐漸對牠們冷漠,甚至無情無義。像片中的他愛貓之情深切,細水長流,肯定少之又少。

 

何謂錯愛?顧名思義,錯愛就是錯誤的愛,這種錯誤可能源於個人認知的不足或是一剎那的激情。《寵》的男主角愛上一個他不應愛的人,甚至與這個人結婚,因為這個人根本不是人,是一隻貓。很多時候,人類在談戀愛時,思想和內心都會被百份百的感性思考佔據,享受一剎那的浪漫,沉醉在仿如夢境的「溫馨世界」內,片中的他亦不例外;他對女主角十三歲以前的歷史一無所知,但仍願意追求她,甚至以她為妻子,可見這種愛十分盲目,沒有特殊的原因,沒有理性的理由,只有突發而甘願「橫衝直撞」的勇氣和激情。因此,他對她了解不足,引致他感性上投入理性上不容許,甚至「以身試法」,建立一段打破社會規範和道德法律的婚姻。《寵》中的一剎那激情,源於男女之間多年前的「親密友情」,這種激情的一下子爆發,尚算合情合理,但《老爆伴郎團》內米高德格拉斯的角色欲與比他年輕約四十年的女友結婚,純粹因他喜愛她的樣貌,希望這段婚姻使他自覺比其真實年齡更年青,這種利己、非理性而盲目的愛,造成一生一世的「錯誤」。基於上述的理由和例子,錯愛又可稱為盲愛。

 何謂真愛?真愛是源於內心的一種真實的愛,誠實無偽,這種愛締結的婚姻,是感性與理性的結晶品,是深思熟慮而有充份的心理和生理準備衍生的清楚決定。《寵》的男女主角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在影片的中後段內跨越物種的藩籬,對異類婚姻的持守和堅貞,正好充份表現真愛的力量;影片到了最後,即使她已離開世界,歸於塵土,他仍然懷念著這段感情,雖然他們兩人感情的開展是一種錯誤,但隨著年月的累積,他們竟從錯愛發展為真愛,可見錯愛與真愛很多時候只有一線之差。同樣道理,《老》內米高德格拉斯的角色對著年青未婚妻懸崖勒馬,不願意迎娶一個未被自己透徹了解的她,亦不願意拖累她往後幾十年的感情生活,遂決定臨時改變,轉而迎娶另一位經男女雙方了解,發現個性相合而決定活在一起的她,這種較成熟的決定,表明他已離開錯愛的階段,慢慢步進不少人渴望擁有的真愛。憐愛、錯愛與真愛很多時候真的難以分辨,要在憐愛和錯愛中找到真愛,或者脫離憐愛和錯愛,另找夢寐以求的真愛,同樣不容易。

Wong | 4th Jan 2014 | 一般 | (2 Reads)

我為人人?       曉龍

 

歌頌正面價值觀的電影通常會有三個難處:第一,把主角塑造成英雄人物,這種人物以自己從事的職業為榮,這會令觀眾懷疑,從事此職業的人真的那麼好,那麼完美嗎?此影片的編劇「神化」從事此職業的人,究竟有何居心?;第二,講述主角排除萬難,以求在職業生涯中實現自己的理想,在主角艱苦奮鬥的過程中,觀眾又會懷疑,主角沒有平常人對金錢和利益的慾望,竟為了理想而犧牲升職加薪的機會,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這些「脫俗」的人存在嗎?;第三,主角甘願為了救人而犧牲自己,沒有任何私心,願意捨己為人,這種人像「神」多於像人,觀眾更會懷疑,他/她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會存在嗎?上述三種疑問,很多時候都是正面的英雄片被詬病之處,《救火英雄》亦不例外,此片的編劇必須面對此三種由觀眾發起的「挑戰」。

 

雖然在《救》的前段內,謝霆鋒的角色為了自己的仕途著想,不願意背起失職的重責,具有一般人共有的自私心態,但此片的編劇在影片的中後段內把此角色塑造成英雄人物。首先,編劇把此角色描繪成有愛心,願意不顧一切地勇救災民,是一個對自己的工作有萬二分熱誠的大好人。觀眾看見這些塑造英雄的相關畫面,不禁會問:為何他會對消防工作充滿著熱情?為何他會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投放在危險的災場內?他做消防員不為個人前途著想,那麼他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有何最終的理想?上述問題是謝霆鋒的角色是否具有立體感的關鍵,如果影片的編劇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就會直接使此角色行為背後的動機的可信性不高,觀眾亦難以對此角色產生強烈的投入感。

 

 其次,《救》的編劇把謝霆鋒的角色塑造成一個「脫俗」的人,認為拯救災民是他最大的理想,是否能升職加薪反而不太重要。觀眾又會問:此角色是否一個正常的「香港人」?為何他甘願不為利益而趕緊追求很大可能沒有什麼回報的理想?既然他對自己的職業有萬二分的忠誠,為甚麼他不渴望成為管理層的一份子,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上述問題是謝霆鋒的角色是否會在香港這個現實主義的城市內存在的關鍵,如果影片的編劇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就會使此角色帶有「超現實」色彩,觀眾亦難以把此角色與現實生活中相似的人物拉上密切的關係。

 

最後,《救》的編劇把謝霆鋒的角色塑造成一個偉人,沒有自救的私心,願意保留別人的性命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因為拯救災民是他最大的職責。觀眾又會問:此角色是否正常人?他「完全」捨己為人的表現,背後是否有特殊的因素?為何他好像愛別人多於愛自己?這種「怪異」而違反人性本質的表現如何與他對自身職業的「濃情厚愛」扯上關係?上述問題是謝霆鋒的角色是否會在人類社會中出現的關鍵,如果影片的編劇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就會使此角色變為「神」多於人,其行為活像上帝拯救人類多於消防英雄協助災民脫離險境,他的一舉一動背後的愛亦仿如上帝對人類無條件的愛多於人與人之間的友愛。

 由此可見,《救》的編劇一面倒地把謝霆鋒的角色塑造成脫離人間煙火的「神人」,此極端化的人物塑造顯然是為了歌頌香港消防員對社會作出的貢獻,但有時候角色的行為是否令觀眾信服的關鍵在於他的「現實感」;如果這種「現實感」不足,即角色的個性所衍生的行為偏向過度「完美」,觀眾就會對此角色在現實中的存在感到難以置信,以電影歌頌消防員的「功效」便會被削弱,甚至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