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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 29th Dec 2013 | 一般 | (2 Reads)

自我安慰的心理平衡法        曉龍

 

不少人以為阿Q精神是一種消極的想法,在遇上困難時,不會主動積極地解決面前的難題,只會在精神層面上自欺欺人,告訴自己「我已獲得勝利」,這種精神勝利法是失敗者的自我安慰,在失落沮喪之時仍然會獲得片刻的滿足感和成功感,表面上此心理平衡法難以為問題本身帶來任何具建設性的幫助,但實際上這方法是失敗者繼續向前邁進的動力,因為精神勝利法提供的「幻想性」畫面能給予他美好未來的憧憬,讓自己察覺存於世上的珍貴價值,令自己在幻想世界內相信個人的努力能換取合理的回報,不論做任何事情,所花的時間和精力一定不會白費。如果他能在自我構築的幻想空間內變為另一個個性迥異的人物,做一些在現實生活中與其原來個性產生嚴重衝突的各種事情,他不單會獲得滿足感和成功感,還能完完全全變成另一個人,過另一種生活。這種實現「夢想」的歷程所帶來的新鮮感和刺激感,正好填補了現實中「不能而非不為」所帶來的心理缺陷和精神遺憾。故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一支有效的「思想清涼劑」。

 

例如《發夢王大歷險》中的華特米堤在現實生活中,只是辦公室的小職員,屬於低下層的人物,欠缺做大事的自信、勇氣和能耐;他在白天隨意發白日夢,在幻想世界內成為英雄,勇救身處險境的災民,成為受大眾愛戴景仰的知名人物,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滿足,與其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不如說是一種積極的自我鼓勵。因為他最少能為自己提供一條光明的出路,相信自己的個性能夠改變,深信自己終於會有成功的一天。其後他走出此幻想世界,突破包圍自己的「安全網」,真的嘗試擁抱夢想,在現實生活中遠走北極,又看見火山,享受打破個人框框的樂趣。因此,精神勝利法所造成的不切實際的夢想,不單不會阻礙他積極進取地過活,反而能勉勵他,讓他能發掘更多屬於自己的內在潛能,使自己比過去的我更能認識和了解生命的真諦,甚至比一般的平凡人活得更精彩,更能體現人生的重大意義。可見《發》把焦點放在他非一般的自我進步和個人成長的經歷上,正好證明阿Q的精神勝利法能對主人翁產生正面和良性的影響,在提供避難所以外,能鼓勵他積極地改變和突破自己,甚而令自己快速地成長。故阿Q精神既可以是腐蝕務實思想的毒藥,亦可以是補救個性缺陷的良藥。

根據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撰寫的《武士道》所言,「勇猛的精神實質是由冷靜─內心的鎮定自若得到證明的。平靜是憩息中的勇氣。勇敢的行為是一種動態表現,平靜是勇猛的靜態表現。真正勇敢的人永遠是安詳的,他從不感到驚愕,沒有什麼能擾亂他精神的平和。戰鬥激烈時他保持冷靜,危難之中他保持內心平靜。」《發》中的華特米堤「環遊世界」,獲得的不只是一張由著名攝影師操刀的照片負片,還有「看不見捉不著」的勇氣,因為他在極地裡於困境內掙扎求存,懂得克服自然環境的障礙,十分艱難的處境磨練著他的鬥志,使他能夠以從容的態度面對自己在返回紐約後的被裁員困境,對生活上的艱難處之泰然,用平靜的心對待難題和挫折,其心底裡的那份安詳和精神層面的那種冷靜,正是真正勇者的表現。由此可見,《發》中的華特米堤由發夢至實踐,從逃避至面對,由怯懦至勇敢,加上幻想與真實的交雜,足以使全片成為一本敘述個人生命富傳奇色彩的成長歷程的「超現實」傳記。


Wong | 21st Dec 2013 | 一般 | (7 Reads)

內心的風暴?   曉龍

 

說起風暴,我們很自然地會想起颱風,自然現象對人類的健康和精神構成嚴重的威脅,當中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所產生的影響甚大,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我們不可忘記,每個人都有自己內心的風暴,作出每一次影響個人命運的決定前,我們都會經歷內心的掙扎,選左還是選右,可能會令自己原來的人生旅程由此逆轉,命運從此改變。這就像《風暴》中的高級警務督察呂明哲畢業後選擇走正路,加入警隊後平步青雲,扶搖直上,成為社會的領導者,是著名的成功人士;相反,他當年中學的同班同學陶成邦選擇走歪路,屢犯重案,剛剛出獄,是惡名昭彰的失敗者。呂氏與陶氏相距甚遠的事業發展背景,正說明他們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以後命運的發展,而命運的發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或好或壞的人生際遇。因此,《風》以命運為題,在角色背景設定上已埋下伏線,呂氏與陶氏兩人的相遇,正象徵個人命運與自身選擇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典型而傳統的警匪關係包攬著多年相識的友情,創作人把命運的題旨收藏在警匪之間千差萬別的際遇內,可見其在設計故事藍本的過程中花了不少心思。

 

此外,《風》的編劇貫徹始終,在故事的中後段內把命運難以掌管的主題延續下去。呂氏幾經「災劫患難」依舊打不死,最後還能苟存性命,成功破案;陶氏在「山崩地裂」之際,仍然能逃離災場,但最後卻意外地被一輛貨車撞死。這種命運的「諷刺性」,可能會引起觀眾的哄堂大笑,但卻說明渺小的人類難以抵抗無情的命運。當命運之神要你生存,不論你遇上任何險境,都能繼續生存,但當命運之神要你死亡時,不論你有多突出的才能或多堅毅的能耐,都難以抵擋殘酷命運的安排。因此,此片的創作人比一般警匪電影的編劇有更大的野心,不滿足於單單鋪排連綿不絕的動作場面,希望在故事發展過程中傳送「命運難料」的訊息,其具人文風貌的誠意和心志雖然值得讚賞,但當中誇張極端和不合情理的情節發展,特別是呂氏「刀槍不入」的「超人式」經歷,這段「超現實」的劇情仍舊有偌大的改善空間。

 另一方面,一個人有善亦有惡,這是人類個性亙古不變的道理,《風》的呂明哲亦不例外。最初他持守正道,對法律深信不疑,確信社會有公義,命運之神會「賞善罰惡」,這是千古不變的定理;殊不知香港的基本法有自身的漏洞,有一種無罪推定的原則,就是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那位疑犯真的犯了罪前,那位疑犯會被假定為無罪;毎次曹楠搶劫後,由於沒有足夠證據,警方就不能逮捕他,故他能在多次犯事後仍然逍遙法外。呂氏為了能成功逮捕他,竟知法犯法,刻意「製造」虛假證據,這種由善變惡,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辦事方法,使呂氏的英雄角色脫離了「聖人」的範疇,在其善意之內包藏著惡念,此對角色個性人格化的現實主義塑造,證明編劇了解角色個性具立體感的重要性。雖然片中呂氏體能強勁,功夫了得,超越了凡人的水平,但最少他具有現實生活中常見的凡人「缺陷」,使觀眾滿足自己的「幻想空間」之餘,仍能有所共鳴,並在觀影過後進行深刻的人性反思。由此可見,《風》對命運和人性有「別出心裁」的探討,是一般水準之上的電影。


Wong | 15th Dec 2013 | 一般 | (13 Reads)

「心理變態」的欺凌者?     曉龍

自我中心的人不會亦不懂得考慮別人的感受,做任何事情之前,只會思考自己可能獲得的得益/好處,損人利己是這種人常見的行為特質。《校園欺凌後》的故事在南美洲的墨西哥內發生,那裡的中學生接受西方教育,擁有人權和自由,嚮往一個令自己得到最大利益的社會。這類型的年青人通常都是自我中心者,因為他們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應該無限度地滿足自己的慾望,甚至有權利和自由延伸自己的慾望,當這些慾望受到阻礙而不能獲得滿足,別人卻能肆意地滿足慾望時,妒忌之心隨之而生,欺凌行為中言語和行為暴力繼而出現,這種從精神、心理以至行為層面的「層層推進」,正好仔細地解釋終極暴力行為出現的因由。作為一齣社會問題電影,《校》的創作人算是交足功課,因為其情節的發展毫不急進,鉅細無遺而「氣定神閒」地從多角度披露校園欺凌事件發生的成因,具有極強的寫實性,有效地引起社會人士對校園欺凌問題的關注。

 

例如片中的女主角從鄉郊到城市,身為一位外來者,已埋下她被欺凌的禍根。因為城市人容易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概念,對鄉下人的來臨,很容易會有鄉下人搶奪城市的社會資源的誤解,對她產生較重的戒心。跟著她害怕寂寞,在未細心了解同學的個性前,便貿然相信他們,甚至與他們一起參加聚會,在不知不覺間把自己置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因為她一開始就為了滿足個人的心理需要,不惜遷就同學,投其所好,希望博取他們的好感,並獲得他們的接納,沒有考慮他們的個性是否與自己相配,亦沒有認識他們在性格和行為上的優點和缺點。其後她「魯莽」地在聚會內喝醉了酒,「不小心」地與男友人發生關係,這種隨便的性開放態度更容易觸怒部份視這位男友人為心儀對象的女友人。因為她沒有顧及當時不利的環境因素,在公開場所內進行具私人性質的行為,容易被「傳送」出去,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她對他過度信任,任由他用手機拍攝,可見她「粗疏」而欠細密心思的個性缺陷直接造成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

《校》的創作人從社會、個人心理和個性、整體環境等多個角度闡釋校園欺凌問題發生的成因。此片的編劇不像部份譁眾取寵的電影創作者,把所有責任單向地歸咎於欺凌者,把他們描繪為「心理變態」的罪犯,然後把被欺凌者描繪為百份百「無辜」的受害者,最後極盡煽情之能事,詳細地敘述一個復仇的故事;相反,此片的編劇「寫實」地披露女主角只與父親在一起,活在單親家庭內感到失落,以及隨之衍生的孤獨愁緒,並刻意地描寫她努力地尋找「心理補償」,渴望被同學接納,因為她欲依靠同學給予的認同填補其欲獲得親情的「心理需要」。她這種較「隱藏」的需求在朋友聚會內自我介紹的過程中表露無遺,她說的對白明顯是為了突出自己,不希望城市中的同學因她來自農村而小覷她,使自己能與同學「平起平坐」,最後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因此,與其說片中的欺凌者「心理變態」,不如說被欺凌者具有較強的被接納的心理渴求而令欺凌者「有機可乘」;隨後她一次又一次被他們欺凌,源於其刻意要成為他們的「一部份」的行為,這同樣是渴望被接納的心理的延續和「擴大」,故這種心理是校園欺凌事件出現的根源。


Wong | 7th Dec 2013 | 一般 | (20 Reads)

久違了的堅毅和勇氣        曉龍

還記得多年前的日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歌詞,「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過一句,不去問理由,人踏著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只有靠一雙手,奮鬥!」這些歌詞具有濃烈的勵志色彩,鼓勵別人在面對逆境時,必須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只需有堅毅和勇氣,就能克服所有困難,終步向成功。《阿信的故事》秉承同名電視劇的既有傳統,以悲劇人物阿信的艱困生涯訴說堅毅和勇氣的重要性,在挫折面前,抱著「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心態,終能走出黑暗,在滿佈陽光的國度內,迎接光輝燦爛的笑容。事實上,不少人以為《阿》是一齣純粹的悲劇,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片中的情節悲喜交雜,使觀眾落淚之餘,還會令他們會心微笑。在情節發展的過程中,阿信往往會在「遭殃」的時候,幸運地遇上難得一見的「貴人」,可見中國道家的思想「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在應用於人生歷程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例如:《阿》內阿信起初的命運不太好,因家境清貧而在初小階段放棄學業,被迫到他家當家傭,經常被兇惡的主人責罵,甚至被她冤枉,一剎那間彷彿活在萬劫不復的「地獄」內;但阿信離開此家後又輾轉流落荒野,獲得像其父親一樣的男人照顧,其後被迫離開後又到另一富裕家庭內再次當家傭,初時工作不太順利,因為年齡較輕的女主人不喜歡她,又會妒忌自己的家人對她太好,但其後當女主人與她的種種誤會成為「歷史」後,女主人知錯能改,與她修補關係,最後重歸於好。因此,阿信在遇上困難時,只需忍耐,憑著堅毅的個性,不畏懼,不退縮,敢於嘗試,勇往直前,終能走上意想不到的康莊大道。這種阿信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似乎已成為塵封的「歷史」,因為現今的小孩動不動就放棄,面對沉重壓力時,只懂消極地逃避,不肯積極地面對,如果他們學會了片中的阿信精神,就會抱著堅忍的心,想盡辦法克服困難,而不會以結束生命的方法,對現存的種種問題「置諸不理」。可見阿信精神不應有時間和地域的阻隔,是現今全球新一代的小孩需要學習的思想和態度。

另一方面,在日本這個到現在為止仍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內,《阿》的創作人敢於摒棄傳統,著意歌頌女性高尚的品格。片中的女性會做錯事,但她們勇於悔改,並且會自我檢討,例如冤枉阿信的女主人知道自己錯怪了她後,十分後悔,覺得自己對不起阿信,有一種懊悔的善心;富家幼女發覺自己對她懷有偏見,在生活上處處針對她是十分不當的行為,故刻意「忘記」自己與她的前嫌,其後更與她成為好朋友。片中的女性具有寬廣的胸襟,不計較、不記仇,亦懂得自我改善,是優良品格的典範,與刁蠻任性而不講道理的劣質個性千差萬別。由此可見,全片呈現的女性內在美於現實生活中可能不太常見,即使不算是絕無僅有,但肯定談不上普遍,故創作人把影片的時代背景設於近代而非現今的社會內,正好說明舊日女性和藹可親及「海量汪涵」的優點值得現今新一代的女性學習,她們願意放下自我而進行自我反省的美德更應由新一代的女性加以實踐。因此,《阿》對普羅大眾,特別是女性,在思想和道德層面上顯得別具意義。


Wong | 1st Dec 2013 | 一般 | (5 Reads)

人類的終結?       曉龍

《末世列車》以革命為題旨,影片一開始,就有「掃視」低下層群眾集體生活的廣角鏡,然後便有突顯他們幾近絕望的神情的特寫鏡頭,跟著在男主角出現後,眾人重燃一絲脫貧的希望,以為他能帶領眾人向上流社會的領導者「宣戰」,無需繼續吃那些質量低劣的蛋白質食物,可搶奪權貴人士獨享的優質而美味的雞排。不滿現狀,用盡所有辦法「向上爬」本是人之常情,但在片中的冰河時代裡,如果低下層群眾沒有走上韋霍特創造的列車,很早便已被「冰封」,不可能留在列車內生存至男主角發動革命的時候;雖然低下層群眾受到上流社會領導者的虐待,但韋霍特似乎是他們的「救命恩人」,男主角發動革命時一呼百應,正充份顯露他們「忘本」的人格特質,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進行階級鬥爭卻又屬人之常情。即使低下層群眾沒有被暴力對待,他們仍舊會群起搶奪富裕階層擁有的錦衣美食,因為人類本來就是貪心的。

 

在世界歷史的流程內,不少知識份子以為革命推翻現有的政權,會為人民帶來新的希望,殊不知透過革命建立的新政權百孔千瘡,政治狀況比舊政權更糟,人民在新時代的生活比舊時代更惡劣。男主角從後面走進前面,他的背後有一大群和應者和支持者,但他從來沒有向這群「背後的人」講述自己的管治方法和治國理念,只不斷地數算權貴人士的暴行和韋霍特的劣政,挑動群眾的情緒,而他們又盲目地大加「響應」,這正象徵著舊日的法國大革命和中國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以舊有政權為「仇敵」,但當時法國國內的草根民眾可能對「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治國觀念一無所知,當時的中國普羅大眾亦可能對「民族、民權和民生」不太了解,他們與片中蒙昧的群眾沒有太大的差異,只天真地憧憬著新政權的出現會為他們帶來生活上很大程度的改善,殊不知新政權會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革命過後看不見群眾夢想中的「陽光」,只看見日趨黑暗和惡劣的生存環境,最後步向始料不及的「滅亡」。

另一方面,雖然片中韋霍特是表面上的「救世者」,但他在「救世」以後在整個社會內嚴分階級,引起革命,使人類「滅亡」,故他算是人類在世界上「消失」的始作俑者。不少國家領導人都喜歡美化自己所作的醜事,他亦不例外。他以暴力對待低下層民眾,不把地球的資源平均分配,只拿所謂「維持人口平衡」為藉口,透過暴力鎮壓叛亂以減少人口,滿手血腥背後堂而皇之的理由,明顯以「天使」的言語遮掩自己的「魔鬼」心腸;此外,他還在教育制度內不斷向小孩灌輸「韋霍特是大好人」的「主流」思想,讓他們從小就誤以為他是拯救他們的「上帝」,直至長大後,由於他們深受這種思想的「薰陶」,就會乖乖地順從他的管治,不懂挑戰現存政權,更不會發動叛亂。《末》以韋霍特為例,諷刺世間上的獨裁者皆是自視過高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只從自己的視點出發,以為自己是為群眾著想的大好人,不知道群眾的需求,亦不理會他們的意見,只按自己的意願和方法行事,終引致間歇性的叛亂爆發,還自圓其說地說服自己叛亂的發生是必須的,因為世界人口太多會造成糧食和資源不足等問題。由此可見,韋霍特是中國作家魯迅筆下的「精神勝利者」,不單懂得自我安慰,還會進行長時間的「自我麻醉」,甚至「自我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