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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 29th Sep 2013 | 一般

懂得放下  曉龍       

在傳統的武俠片、西部片或警匪片內,創作人通常都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衡量一個人的成與敗,當主角徹底打敗敵人,他/她便會被評為英雄/英雌,繼而成為神級人物,觀眾把自己投射在主角身上,主角的成功象徵著自己的成功,在觀影過程中會獲得極大的滿足感;相反,倘若主角不幸被敵人打敗,他/她便會被評為失敗者,如果觀眾把自己投射在主角身上,就會在觀影過程中承受著嚴重的挫敗感。因此,傳統的故事情節大多以主角徹底打敗敵人告終,但求贏得觀眾的「支持」,以及使他們得到預期之內的滿足感。傳統的電影如此,相同的道理亦可應用在復仇電影內,例如片中復仇者的成功與否,很多時候取決於他/她能否打敗敵人,如果他/她擊斃仇人,就必定會大快人心;如果他/她被仇人擊倒,就必定會灰心喪志。不過,《末路車神》的突出之處,正在於其述說不一樣的價值觀,片中特技電單車手路加的兒子的成功,不在於他能否擊斃仇人艾弗利,而在於他是否懂得放下自己對艾弗利的仇恨。       

不少人以為報了仇,自己的內心就會獲得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感,就像完成了一種任務,得到「身心舒暢」所帶來的成就感,殊不知在自己未成功復仇前,那種恨透別人的心已長時間纏繞著自己,內心的折騰得不到釋放,並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此外,每一個人在復仇前,皆需作出周詳的策劃,在策劃的過程中,會消耗大量的時間,而這些時間是在極度痛苦的過程中度過,因為自己策劃復仇大計時會不斷想起仇人猙獰的臉孔,使自己的情緒變得低落,甚至會產生高度憂鬱或非常暴躁的極端情緒。因此,不論自己最後成功擊斃仇敵與否,自己的心靈深處已長期承受著仇恨所帶來的打擊,令自己變得鬱鬱寡歡,故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末》的編劇刻意描述路加的兒子如何經歷,戰勝以至克服上述復仇者共通的內心掙扎,其對他心路歷程的深刻揭示,已表明創作人的野心不止於製作傳統和典型的復仇電影,當中他內心感受的細緻刻劃,已證明《末》是一齣注重人物個性的心理電影,編劇以細膩的筆觸呈現角色的情緒狀態,明顯比遵從傳統的典型警匪片技高一籌。       

在《末》的末段內,路加的兒子懸崖勒馬,沒有擊斃仇敵艾弗利,這反映他已學懂如何放下自己對他的仇恨,亦充份了解「冤冤相報何時了」的真諦。對人類而言,自然的死亡過程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死亡前奏,在於其致仇人於死地的惡毒心腸。他在長時間的痛苦折騰過後,已寬恕了艾弗利,明白當年艾弗利殺他的父親實在另有苦衷,調轉他是當年的艾弗利,他可能都會殺路加,因為這是警察解決問題的即時反應,亦是他立功的大好機會。雖然當年路加只是一位銀行連環劫匪,其罪不致死,而艾弗利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決意殺死路加,實在不恰當,但人總會有私心,其成功逮捕劫匪所獲得的「歡呼聲」肯定及不上擊斃劫匪,故他殺死路加的決定肯定是人之常情。由此可見,路加的兒子與艾弗利皆值得同情,世界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很多時候,在正與邪之間,存在著廣闊而不為人知的灰色地帶。


Wong | 22nd Sep 2013 | 一般 | (14 Reads)

情感與生活的平衡        曉龍       

回憶總是最美麗的。不論你過去的記憶是好或壞,際遇平步青雲還是荊棘滿途,每個人總喜歡惦掛著自己以往的人生旅程。《被偷走的那五年》內何蔓忘記了不幸而不愉快的五年,觀眾很大可能會有兩種極端的反應:第一,「她真的太幸福了,因為已把不愉快的記憶拋諸腦後,腦袋裡只剩下愉快的記憶,這樣就可以重過新生,並享受自以為美滿的人生。」;第二,「她真的太不幸了,因為已完全忘記了最近五年自己的變化,不認識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對自己一無所知的她是最悲哀的。」可見片中的她是幸運還是不幸,真的眾說紛紜,正如一個老生常談的故事,有人會認為自己有一杯水,真的很幸運;但亦有人埋怨自己只有一杯水,真的很不幸。凡事都可以有「一體兩面」的詮釋,觀眾對《被》中她的遭遇的極端反應,正好反映全片成功賦予觀眾多元化的思考和解讀空間。       

另一方面,情感與生活之間適度的平衡,是現今的人必須面對而又恆久不滅的課題。每個人在現今的社會內,為了維持生活,必須艱苦謀生,但過份緊張自己的事業發展,就會忘記了愛情和家庭的重要性,這就像《被》中的何蔓,在自己的事業仍未起飛前,她與謝宇維持著良好的情侶以至夫婦的關係,但當她飛黃騰達時,由於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壓力,使她性格大變,反而使她與他兩人在無意之間築起一道厚厚的牆,其事業的發展雖能帶來豐厚的物質生活,但這塊無形的牆卻使他們產生嚴重的溝通障礙。因為溝通需要由時間「打磨」而成,她努力發展事業之際,完全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其對與丈夫溝通的忽視,使他們婚姻的裂痕變得越來越大,最終引致離婚收場。《被》正好反映了現今都市人為了生活而犧牲情感的弊病,所謂「魚與熊掌,難以兩者兼得」,她在情感與生活上的失衡,是現今都市人普遍存在的問題,因為現時各行各業的要求越來越高,如要成為某行業的翹楚,必須投放大量時間和精力,故她的毛病在現今社會內隨處可見。觀眾看見片中的她,就像在現實生活中看見自己、你/你或他/她,透過其對影像與真實的關係的細心觀察,肯定很容易產生共鳴。       

 此外,隨著事業女性的人數不斷增加,兩岸三地女尊男卑的情況已日趨普遍,《被》對此情況造成的嚴重後果有深刻的反映。片中謝宇妒忌自己的太太何蔓的事業比自己的事業更成功,由於傳統男性的自尊心作祟,會產生強烈的自卑感,並因她突出的才華而令自己顯得「平平無奇」,繼而對她產生一種源於低劣人性的厭惡感,他內心的不安引致其在解決溝通問題時流於感情用事。例如:片中她因升職而自視過高,突然加大的工作壓力使她變得緊張和煩躁,對同事及他的態度變得惡劣,遂引致他埋怨她只顧工作而完全不理會他,當他受傳統思想影響,「先入為主」地認為女尊男卑使他不安,並主觀地「確定」她因在公司裡的地位日益提升而自以為是時,他已主動地關閉溝通的大門,及後成為兩人離婚的根源。由此可見,《被》的編劇細緻地描寫男女之間相處時由甜蜜至崩壞的過程,當中事業心重的女性形象和男尊女卑的傳統男性思想普遍地存在於現今的社會內,故片中的他和她是我與你/妳的影子;《被》的成功和動人之處,正在於其對影像與現實緊密的聯繫的微細探討及其對現今男女關係的深入剖析。


Wong | 16th Sep 2013 | 一般 | (1 Reads)

自私的愛?         曉龍       

根據中國傳統儒家的學者所言,對普通人來說,愛有固定的差序格局。對父母的愛大於對朋友的愛,對夫妻的愛大於對同事的愛,對兄弟姊妹的愛大於對良朋知己的愛。由於血濃於水的關係,對一些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親人所願意施予的愛通常都大於其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同伴,因為人類是「自私」的動物,特別是亞洲人,其家庭觀念極重,在遇上危難時,很大可能會率先拯救自己的家人,然後是知己,跟著是普通朋友,最後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戰疫》中傳染病毒專家In-hye為了拯救自己遭受病毒感染的女兒,避免她被分配至隔離區域而備受遺棄,遂隱瞞她的病情,並找尋一個有免疫能力的人,把他血液裡的抗體注射至她身上,使她逐漸康復;片中In-hye被罵為「自私的人」,但其實這種「自私」源於父母對子女與生俱來的情和愛,故上述「自私」的行為與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及其附帶的情感關係相符;一直以來,南韓的傳統文化深受中國影響,故In-hye「自私」的行為與中國傳統的人情和人性不曾產生衝突,從文化和人道角度分析,她妄顧他人的行為實屬情有可原。       

上一段提及的「自私」行為的源頭與個人利益有密切的關係,但這種行為的結果卻能使社會大眾獲益。如果我們把個人與公眾利益的二分概念應用在《戰》內,我們就會錯誤地判斷甚至誇大「自私」行為的嚴重後果。因為免疫抗體在片中In-hye女兒身上成功的試驗,使她百分百康復,此「驚為天人」的例子是片中南韓醫學界的一大發現,其他患病者可注射同一種抗體,使他們的身體慢慢復原,故有時候原本被眾人視為「自私」的行為可造福人群,其「貢獻」在於他人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大膽嘗試的高度實踐。由此可見,「自私」的愛有時候可造就大眾的福祉,其關鍵在於這種愛是否能不自覺地使整個社會「前進」,幸好片中In-hye是一位醫生,對大眾有濃厚的憐憫之情,故其女兒成功經驗的公開性分享,得以完全補救之前「自私」行為中一剎那衝動所造成的缺失,最後「將功補過」;否則,其「自私」行為很大可能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       

《戰》不是一齣老生常談的災難片,其可貴之處,在於其對人性和人情的深度「開發」。一般的荷里活災難片創作人喜歡以排山倒海的「震撼」場面緊扣觀眾對畫面的注意力,《戰》的創作人偏偏在編排這些場面時適可而止,在提供官能刺激之餘,還注重文戲的設計。例如:編劇用了不少篇幅描寫In-hye對其女兒說出的深情話語,其情真意切的語調,成功跨越語言的障礙,即使筆者完全不懂韓語,但仍然被她豐富的情感感染,在女兒被發現感染病毒遭受隔離,被迫離開她時,她那種「撕心裂肺」的嚎哭喊叫,盡顯母親對女兒濃烈的關愛之情;當她得知女兒在她為其注射抗體而日漸康復時,她的身體語言所表現的愉悅之情,亦使筆者為之動容。因此,編劇給予秀愛表現In-hye濃濃母愛的廣闊「空間」,讓她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投入母親的角色,並藉著此角色感動人心。《戰》成為一齣具人文精神的災難片,關鍵正在於編劇與演員在打造此精神的過程中的適當協調,文戲的精心編排與演員的深度演繹,兩者皆功不可沒。


Wong | 9th Sep 2013 | 一般 | (3 Reads)

消費主義與身份認同   曉龍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內,年青人貪名好利,本是常事,但做了賊後仍著意炫耀自己,並獲得別人的讚賞,使傳統的價值觀被嚴重扭曲,這就顯得非比尋常。《閃閃靚賊》中的年青人每次偷了一套衣服,就立刻穿上身,滿足自己「身份提升」的虛榮感,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買名牌商品,在靠偷靠搶的過程中,能滿足自己「消費主義」背後強烈的物質慾望,而對這群年青人而言,偷和搶的行為所需付出的代價很少,因為他們在被監禁以前已滿足了自己對名與利的慾望。名和利在於他們穿上荷里活明星的名牌衣服後獲得的名譽、利益和地位,其在社交網站內得到的稱讚和認同,使他們在同輩中「鶴立雞群」,享受比常人高一等的尊貴地位,並贏得別人羨慕的目光。人總喜歡追求「卓越」,他們亦不例外,本來欠缺足夠金錢購買名牌商品,難以享受高級消費帶來的樂趣,但偷回來的明星衣服卻能帶來「虛擬消費」的快感和光榮感,故這種偷竊行為能為他們帶來精神層面的尊貴地位。       

 此外,從較廣闊的角度分析,偷竊行為帶來的社區反應,充份顯露整個社會「變態」的另一面。不少人認為後現代社會中的傳統價值觀已蕩然無存,《閃》能證實此說法的真實性,因為偷竊本是違法的行為,應受到社會的譴責和鄙視,但片中專門偷明星衣服的年青人卻被視為「萬人偶像」,備受社會人士追捧,不同媒體亦賦予他們「正面」的形象,他們接受訪問時,不曾為自己犯法的行為而後悔,亦不會為自己鋃鐺入獄而感到羞愧,反而因自己幹了「大事」而自豪;在他們講述自己犯案的過程中,不單不會因偷取他人財物而感到不安,反而認為自己「神通廣大」地進入明星家中,獲得夢寐以求的嶄新體驗,是名符其實的新世代「英雄」。因此,美國雖然是一個尊重法治的國家,表面上是非黑白分明,實際上當地國民可能已失去傳統而正常的價值判斷,這就像片中的電視台記者,視年青的罪犯為「明星」,其採用的訪問規格與採訪社會名人無異,故《閃》的故事情節盡顯美國荒謬絕倫的主流價值觀,這種「奇特」價值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肯定令美國政府和民眾萬分憂心。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年青人精神空虛,以物質充塞自己的「腦袋」,這反映美國的教育制度已出現嚴重的問題。例如《閃》中偷竊而自得其樂的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曾參與較健康的活動,只希望自己不勞而獲,穿上明星的衣服,在一剎那間「飛上枝頭變鳳凰」,不單忽略了明星背後長時間付出的「血」和「汗」,還在精神層面上自己騙自己,以為穿上名牌衣服就變成明星,此「人靠衣裝」的極端化表現,正好說明美國道德教育已陷入崩潰的邊緣。因為新一代的年青人修讀小學和中學課程,除了學懂一些基礎的知識和技能外,心底內卻一片空虛,不知道亦不清楚自己的心靈需要,以為物質能換取快樂,殊不知在「得到所需」後,他們依舊不快樂,正如《閃》中愛瑪屈臣飾演的麗琦,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面上「悠然自得」,實際上時常渴望獲得別人的認同,心底裡的孤單和寂寞已在她略帶憂鬱的眼神和略顯黯然的語調中表現出來。由此可見,《閃》在講述「真人真事」的情節以外,還嘗試折射年青人忐忑不安的內心世界。